书院是我国历史上有别于官学体系的文化教育形式,它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著名的书院, 往往既是学术派别的活动中心,又是地方文化教育的重地。书院历经五个朝代地位十分重要。但在明朝涉嫌“裁量人物，讽议国政”被诛，又因兵乱,及清末改成学堂，以后书院多被废。 胡适曾批评道: 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书院文化千年，不失为学术文化原创、传衍的基地,书院文化是繁荣文化的一朵奇葩。 

一、浮梁书院文化的兴起

据浮梁县志记载，浮梁书院之建始于南宋、盛于乾隆。据统计，南宋至清末，浮梁先后设书院三十多所。江西浮梁最早的书院为新田书院。创建人为著名的南宋“经界法”的创始人，南宋赋税制度的改革者李椿年。时间为南宋绍兴年间，约1147年前后。从此，浮梁书院创建一发不可收，至清代，浮梁曾有“十户人家九读书，乡无不教之地”之说。乾隆年间县令沈嘉徵有曰：“德教欣看四海敷，党庠术序遍生徒，曾闻十室有忠信，敢道山城学者无”。无论是否言过其实，至此反映出当时的地方有识之士和官员兴办教育的人心和胆识，总之，让人追思、缅怀。

古代《景德镇会馆书院》列表为苏湖、岭南、鹭州、芝阳、紫阳、昭武、广阳、宁绍、古南、宛陵、青阳、筠阳、新安、新芙、湖北、洪都、章山等十七所；但多有名无实，据查，部分会馆（书院）并没有招生徒办学，仅有传舍兼书斋性质。浮梁县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分别创建的书院，据《浮梁县历代书院》列表为新田、长芗、双溪、两河、格物堂、西河讲堂、昌江、绍文、棲梧文会、绵江社学、景仰、南阳、东山、西河、北斗等十五所。（此外还有浮梁勒功乡有名的朱元礼又名朱克己，俗称克己先生创办的沧溪书院，江村严台的严台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光绪皇帝颁兴学诏书，规定书院改学堂。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浮梁的书院逐渐改为小学堂。如绍文小学、新安小学等等。

浮梁书院的一般性特质: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既从事教学,又从事研究著述；书院为民间所创,显现自主办学的主旋律；书院也有民间集资兴建、个人出资、家族筹建或官商合办；书院聘请名师任教，强调认真读书，自行理会。有升堂讲说,有潜心读书,,有质疑问难,有相互切磋；有祭祀先圣、先贤的祭礼与出游。（清明、中秋、重阳的徜徉山水田园、吟诗答对、歌赋等活动）。

二、浮梁书院的发展及遭遇两次灾难

据《景德镇市教育志》记载，江西浮梁最早的书院——新田书院创建于南宋绍兴（1147），地址新田都（今俄湖界田一带），创建人李椿年，浮梁县丰田都（今界田人）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绍兴十七年（1147）户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权吏、兵两部，封晋宁郡（今广西荣县）开国候。是南宋时赋税制度的改革者；

浮梁最有影响的书院，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县周起元重修双溪书院，汤显祖亲自写贺章《浮梁新作进堂赋》称“居贤来章，迩所未有”。对浮梁的双溪书院赞美有加。

浮梁设施最完善的书院——北斗书院。北斗书院创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地址江村古演（今江村古演村），创建人江资甫（1857-1916）字智普，世居浮梁严台村，世代经营茶叶生产。其父亲有祖业茶山，曾于上海独资经营浮梁红茶“天祥”号。江资甫十三岁就辍学跟随父亲从事红茶经营，二十岁时其父逝世，他继承父业，独自执掌“天祥”号，他致富不忘家乡，自捐巨款并带头在江村古演建立北斗书院，以发展地方教育；当时北斗书院生徒不仅浮梁本籍、还有安徽祁门、休宁、安庆的生徒学者，办学的三十三年里鼎盛时期，书院还专门办马场，管理饲养生员骑乘的马匹。

江西浮梁书院文化与陶瓷教育结合最早的书院——景仰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地址景德镇江家坞，由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饶州府驻景德镇同知兴盛纪批准创建，院名取自《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浮梁书院与名人、官员有渊源的书院——长芗书院由南宋庆元三年（1197）景德镇监镇李齐愈仿庐山白鹿洞创建；明洪武初，举朱伯高为山长，张京伯为直学，洪武四年（1371）朱伯高受荐为府学教授，长芗书院遂废，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为宋元之际江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书院之一；双溪书院在元初至元十七年（1280）浮梁县治的第一所书院由浮梁赵源进士庄改建，并于明代万历三十元年（1605）知县周起元重修；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西湖桃墅建有格物堂（书院），四十多年里本地生徒并安徽祁门、东至、安庆的生徒径往求学、访问，盛极一时。其时，西湖桃墅为景德镇浮北乡四大名街之一，桃墅镇曾设巡检司；昌江书院是清乾隆元年（1736）县令沈嘉徵在浮梁县治倡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2）在双溪旧址建绍文书院，之后昌江书院并入；阊阳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由客居浮梁的安徽祁门人捐田、捐银集资创建。安徽祁门人在参与徽州商会的同时自建有祁门商会、阊阳书院。除有地缘、人缘优势外，还有资源优势，如瓷土、木柴、颜色釉、黄烟等等，最后的督陶官康达曾亲自讲学书院，留有“福荫龙阁乾坤地、祖佑阊阳栋樑材。”

两次灾难。浮梁书院先后遭遇火焚、兵患。火焚、兵患让浮梁书院尽失。一是明代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因为（江西庐山）东林书院的讲会“裁量人物、讽议国政”。嫉恨之余，奏报皇上，以皇上诏令诏毁天下书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朝东厂冤案。因此，从南宋到明万历年间，浮梁五座书院，其中景德镇两所，皆毁于大火，无一幸免。二是清咸丰（1851-1861）十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你进我退，在景德镇周边的鄱阳、九江，安徽祁门、歙县的皖、浙、赣三省交界地开展拉锯战，军队入驻村、祠堂、书院、学堂。十年里景德镇的书院如景仰书院、阊阳书院等悉数毁于清军与太平军战火，浮梁的两所最大的书院，绍文、东山等无一幸免尽管历经焚难，但浮梁景德镇一批有识文士，坚持书院文化，如东山书院当即仍在原址重建。景仰书院、阊阳书院也分别于清光绪年间的（1875-1908），清光绪十年（1884）重建。

三、浮梁书院经费的筹措与审批及建筑规格

根据景德镇市志（有史记载—1985）教育志关于书院经费方面的记述为：新田书院由李姓集资，建有大成殿及堂庑斋舍，置学田数百亩，以田租为其经费；昌江书院经费除个人捐输外，还有官租来源；

大多数书院有基金，除置有田产外还有放贷取息和房租收入。

浮梁书院的审批对经费的来源、建筑的规格、师资力量的储备审批是很严格的。景德镇的景仰书院创建第一次则经历了由义学筹款改建未遂。据载：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景德镇建景仰书院，景仰书院原址在景德镇江家坞（原名净土庵）。第一次乾隆十年（1745）曾设义学于此，乾隆十二年（1747）曾筹款扩建，拟改为书院未遂。

第二次是二十九年后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饶州府驻景德镇同知兴盛纪批准创建。管理的人与机构也已经更替，先是“创建初，书院有管理机构，其成员多为浮梁本籍人”。管理机构不仅浮梁籍人，逐渐由客籍人加入。

第三次是七十九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重修，据载，窑户陶成、陶庆二会创有书院日景仰书院。因为“重修费用皆由陶瓷界人士筹集”，此后，有关延请山长、考取生徒、给发膏火等均由同知经理（会馆商家插手管理）。清咸丰年间（1851—1861）景仰房屋被烧毁。

第四次是一百年后的光绪年间（1875—1908）新建书院于东门头，由客籍人组2成专门机构管理。(本籍人撒手不管了)。景仰书院与其它书院一样基金除置有田产外还有房贷取息和房租收入。

浮梁书院经费的构成、筹措，折射出当时浮梁（景德镇）独特的社会阶层复杂的构成关系；松散的民间集资、捐资与社会行帮的强势的关系。它不但影响社会管理阶层的管理权威，也使书院文化的延续、传承、受到了干扰、影响。

浮梁书院对书院的建筑规格和制式的规定大致都差不多：为三进三大开间。前有庭院、有照墙、正门外有长廊、中为讲堂、两旁为书房、假山荷池等等。大多还有大成殿和明伦堂，以祀奉孔子、朱子等佛学名儒。如新田书院建有大成殿、堂庑斋舍；双溪书院由赵源进士庄改建，占地面积为历代浮梁书院之最；南阳书院有讲堂、书房三十间；东山书院有讲堂、书房五十间，北斗书院、西河书院有讲堂、书房多达百间。

也有不受书院建筑规格约束的情况：由名人创建的浮梁书院有新田书院由户部侍郎李椿年创建；长芗书院由南宋庆元三年（1197）仿庐山白鹿洞书院规制，由景德镇监镇李齐愈创建。

少由名庄改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县周起元重修的双溪书院是由南宋赵源进士庄园改建。

四、浮梁书院的生徒、教学形式、宗旨、课程设置与著述

鹅湖新田书院生徒皆为李姓弟子；长芗书院聚徒讲学，生徒不限浮梁本籍人，书院讲学风气盛，据元初重修书院（记）“乡塾之髦士皆得进而问业焉”。一度生徒四方云集，词人刘辰翁为书院写记，吴迂、杨维翰、王学古、黄士俊等主讲。山长朱伯高调府学，人去学废，书院遂停办（这便是由于一个人、一个院(山）长的变故影响了一群人、一个学校兴衰的典型）；双溪书院由浮梁籍人，南宋进士原饶州通判赵介如任山长，书院“不事科举而专义理之学”。除祀孔子外，别立祠祀朱熹、饶鲁理学家；(吴迂：浮梁人，元代理学家。他进学有序，讲训有则，一度双溪书院、长芗书院两书院及州学（县学）、生徒合并听其讲学。他的学生中有四名进士，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县周起元重修双溪书院，汤显祖写《浮梁新作进堂赋》，称“居贤来章、迩所未有”；这无疑是对浮梁书院的教书育人极大的褒奖、肯定。

浮梁书院生徒、从以宗族、本籍人为主到逐渐发展到推行聚徒讲学，生徒不限浮梁本籍人。教学形式：讲学风气盛时，生徒四方云集，“乡塾之髦士皆得进而问业焉”江西浮梁书院是否与朝廷科举考试对口，完全视山长、院长、教师过去的学习情况、好恶而定。如赵介如任山长的双溪书院“不事科举而专义理之学”。书院是名儒学者、为了弥补官学在培养人才数量、质量方面的不足而创立的一种民办高等学府。它既不同于作为科举的附属物的官学、但它又置身于科举取仕的封建社会，而不能完全摆脱科举。正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百年来，科举取仕、前仆后继，浮梁的一王二候三尚书，六位宰相七侍郎、三百进士名金榜、四千学子遍五洲……上述人才，不是县学（官学）便是书院培养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书院也和府、县官学一样，是为科举取士准备的。

浮梁书院的讲学和会讲应和当时天下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大致相同，如吴遇的讲学时，长芗书院、双溪书院两个书院及州学（县学）生徒都来合并听其讲学。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会讲乃学术聚会，讨论和会同讲学之活动。如每年九月二五朱熹生辰或三月十五忌辰大会。庐山白鹿洞书院大会，会讲三日，十三日开讲，十六日散会。会讲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和理学先贤的语录。会后会友各修后业，各置日录一篇，记载待人行事、存念、读书言行等项。下次讲会呈堂与众共读。

江西浮梁国学、佛学、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述很多，历朝历代著述数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起源早，范围广泛，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浮梁县志》记载：早在五代就有人从事礼仪、家训类著述。以后，历宋、元、明、清都有著作问世。按经、史、子、集、杂五类划分，共有一百七十二部。还有对制瓷、医疗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进行总结。著有《陶记》、《陶录》、《历法大论》、《痘诊订讹》、《东大堂医方集钞》等专业书籍。如李椿年推行经界法。朱貔孙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文章敏捷。朱元礼倡导理学，与朱熹迭相往还，朱熹称他高识笃行，鲜与伦比。史邈辞官授徒讲学，著有易传、春秋发微，人号为江东夫子。元代吴迂“力探理窟”，曾兼长长芗、双溪二书院，著作甚丰，永乐年间诏集经书性理大全，多引用他的说法。明成化年间，程廷拱在广西任右布政使，曾著《贞庵集》12卷及《广西省志》8卷。清代邓梦琴任汉中知府，著有《洵阳县志》、《宝鸡县志》及懋亭文稿、别稿、诗稿等20卷。

五、浮梁（景德镇）书院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有所作为

江西省是书院的发达之邦，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史，有一千多所书院（现存完整的就有八十多所）。因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等特点名闻天下，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正在编纂的《江西书院》、为《江西方志文化丛书》之一，景德镇报送的书院有新田、长芗、双溪、两河、景仰、阊阳。市委市府要求：对御窑文化，景德镇市镇演变、村落文化、书院文化、寺庙文化、戏台文化、洪氏文章、马氏气节开展原生态、原文化、原真性研究，给我们对深入研究书院文化增添了信心。地处龙珠阁御窑遗址文化公园内的阊阳书院；一有碑石可考，在景德镇市彭家上弄十六号窑砖墙上有碑石为证（现可以现场观摩），铭文：“新祁安南阊阳书院己墙己地，光绪十年孟秋同重建”;二是在御窑遗址文化公园核心区位仍有大型石柱石基遗迹;三有多幢富有书院文化特点的老旧民居。利用阊阳书院遗址开发具有 “传道授业解惑”讲好瓷都故事的功能。将书院原址及老民居修旧如旧, 突出个性兼顾特色。2014年央视春晚“书院”节目给了我们启示,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二是结合有官窑特色的窑神童宾、督陶官唐英历史进行打造;三是结合双创双修以陶瓷文化为核心,以瓷、茶、语言文化为重点的开发。

因此建议：一由政府牵头成立书院文化保护办公室，整合全市书院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论证；二成立书院文化研究会开展对内对外的书院(学院、学堂)文化交流研讨，提升书院文化品位；三发挥书院文化的教育、提振人心的作用促进正能量的传播。阊阳书院必将和处在浮梁湘湖进坑的东郊学堂、处在昌江区禅师山的长芗书院、处在珠山区湖田三宝瓷谷的湖田书院(景仰书院)一样，服务社会、定位瓷都御窑(陶瓷历史)文化的补充，让参观珠山龙珠阁(御窑陶瓷文化遗址公园)的中外人士、文人学者、平民百姓，聆听国学文化的歌咏朗诵、再现官窑窑神、唐英等人物形象的演出，阅读陶艺、书院文化史料与观赏文房四宝，交流书、画艺术，旅游休闲之间享受正能量的传播。

绵延千年的浮梁书院文化，对浮梁(景德镇)人的文明修养，乡规民俗的敦励教化，尤其与陶瓷文化相结合，造就了陶瓷艺术的繁荣兴盛。陶业人与陶瓷艺术家的创新改革，又同时促进了书院文化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书院文化，把握规律、启示实践、指导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为瓷都做出新的贡献。

阊阳书院院长聂春发

参考书目：

1.景德镇市志（有史记载——1985）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2.江西景德镇市地名志·古建筑……安徽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3.祁阊志         安徽黄山地质印刷厂

4.祁门县志       安徽黄山出版社

5.徽文化新论       安徽黄山出版社

6.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      江西人民出版社